金融的逻辑读后感

从“国富民强”到“民富国强”的历史必然

越王内实府库，垦其田畴，民富国强，众安道泰。

——汉·赵晔《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

2010年10月18日，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在北京闭幕。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建议》非常引人注目的是四个“更加”：

“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杨伟民对“十二五”规划是这样解读的：“十二五”规划与此前的规划有着本质差别，过去的规划追求“国强”，“十二五”规划则追求“民富”。

从“国富”到“民富”的转变，成为公众关注十七届五中全会的最大亮点。

就在此前，我恰巧读到了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中国金融博物馆首席顾问陈志武先生的《金融的逻辑》。这本在金融危机拐点乍现背景下出版的书作，促使着我对“为什么当年负债累累的国家后来良性发展，根植出民主、自由与繁荣，为什么国库充盈、深藏万宝的国家却停滞不前、甚至走向衰败？当前，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如何找准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景？

自由、民主与法治的基本条件是什么？”等问题做出了深刻思考。

在去年的读书活动中读了《货币战争》，此书中讲明了西方发达国家的货币发行权由私人财团掌控。国家支出是通过国家税收抵押和信用发行政府债券获得的，其金额由私人财团购买债券后按比例确定，或由其他国家购买。因此，西方国家在有效对抗通胀方面有一定欠缺。

但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一个负债累累的国家，经济为什么能发展得这么快？譬如美国就是世界最大的负债国。原因有两点：

一个跟西方发达的金融技术和文化背景有关。另外一个就是跟投资回报率有关。

按中国传统的思维来看，负债不是一件好事。但在现代金融市场上，由于投资回报率的因素，债务即负资产并不一定是坏的。但如果这种债务的投资回报率大于债务本身，那么它的负资产就会增值，社会总资产就会增加。

例如，美国政府虽然负债累累，但赤字只是表面上的事情，如果通过发行债券融到了资本，用于各种投资和开销，同时投资的那部分的回报率高于政府债务总额，政府的正确融资行为将使债券资产增值，社会的资产总额随之增长。在社会总资产正增长、社会总财富增加的同时，人们要求生活水平同比增长。面对舆论压力，政府只能选择减税，人民的小康生活水平提高。

因此，事实上证明了一个负债累累的国家在持续的走强，人民越来越富裕，政府的赤字是相对的，国家的债务也是相对的，政府穷了，人民富了，政府的一分一毫开销只能通过税收和债券融资的形式，花的是人民的钱，当权者也要非常谨慎。同时，也培养了公民的民主意识，整个社会从经济、政治、文化、法治等各个角度都在良性发展。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十二五”会出现从“国富”到“民富”的转变。

在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尤其在近4年中，中国的gdp总量先后超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而不断前移，至2010年中国已经跃升为gdp总量全球第二。中国经济的每一次超越，都引起了全球舆论的高度关注，也激发了中国民众的自豪感。但随着中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感到自豪，我们必须看到另一个事实：

2009年，中国人均收入为3600美元，美国为422400美元，日本为3美元

87万美元。即中国人均收入不及美国、日本的1/10。中国的人均收入世界排名第106位。

gdp总量全球第二，而人均收入全球的第106。作为人民的代表，也作为百姓一员，我想我们更应看重后者，更应看重强大背后的隐忧。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中央政策从“国富民强”转变到“民富国强”的理由。为实现这一转变，党的是七届五中全会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包容性增长。即《公报》中所说的：

为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决定性基础。

财富如何在国与民之间分配，是一个古老的政治问题。荀子对国富民弱这种状况做过结论：“田野荒而仓廪实，百姓虚而府库满，夫是之国蹶。

”意思是这种国家是要溃败的。为什么财富集中在政府手中，不能成为一级政权，却充满了社会危机？战国时代的尉缭子很早就指出：

“亡国富仓府，谓上满下漏，患无所救。”意思是要想亡国就把财富集中到政府的库房中，因为政府能控制的财富越多，各种腐败行为会愈多，社会矛盾便越激烈，贫富分化也会越厉害，社会秩序反而处在了一触即发的祸患之中。比如，曾经辉煌一时的秦隋，都留下了长城、大运河等宏伟工程，但都是一次坍塌。

民富和国强两者之间的关系，民富是花，国强是果。民富是母，国强是子。是先有民富，而后有国强，民富是国强的基础。

如果国家的强大不是以民众的富裕为基础的，两者不是一个共同体，民众不仅会对政府的富裕漠然置之，对其衰败更是无动于衷，因为与民众无关。这样，人们对政府的离心力就会加速社会的崩溃。中国能否成为大国，不是缺乏复杂的政治理念，而是人类在一些常识问题上的经验反映。

从“国富民强”到“民富国强”，这将是中国又一次伟大的转变。我们如何赞美这一战略决策，如何盛赞这又一华丽转身，都不会溢美。

◍ 金融的逻辑读后感

陈志武先生是美国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他撰写的《金融的逻辑》一书虽然讲解了很多东西方的金融发展事件，但贯穿全书的核心问题其实很简单：金融究竟是什么逻辑？通读全书，我突出的感受有以下几点：

一是资本的逻辑。作者把公元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等。跨空间的价值交换，资本化就是把未来的钱通过证券化的方式转化为今天的资本，用于当前的生产生活开支。陈教授认为，从英美等国家的发展历史看，的原因主要不是对外掠夺，而是资本化发展与金融创新的结果。这是一个与国内传统认识有较大出入的观点。

应该看到，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之所以“钱”越来越多，主要也是资本化改革的结果。但要注意一种现象：西方国家往往是政府穷得很，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滋润；而当前的中国恰恰是政府手上很有钱，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日子却是过得紧巴巴。因此，中国还需要很多的资本化和资本深化的改革。

二是市场的逻辑。资本化与市场化是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的两个概念。之所以单列“市场化”，源于陈教授在书中对儒家思想的分析让我印象深刻。几千年来，中国人接受的都是儒家教育，儒家主张靠血缘网络内部来互通有无，实现人际金融交易，但它不能每个人奋发向上。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都碰到过这样的事情：买房子缺钱了，首先想到的是向亲戚朋友借钱，而不是向银行贷款。因为亲戚朋友的钱是“软约束”，没钱可以赖账不还；而银行的钱是“硬约束”，是需要房产作抵押的，一般赖不得。比较而言，外部金融市场更能逼着每个人去自食其力，也为个人空间、个人自由的最大化提供了基础。

从本质上讲，市场在中国一直受到儒家思想的压制。但30多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各种金融市场出现后，中国人的个人空间终于出现并正在扩大。国内社会各界普遍觉得中国文化重视家庭，而西方文化不重视家庭，或者说西方人对家庭情感看得比中国人淡，陈教授认为是一种误解。实际上中国人和西方人都重视“家”，只是追求的“家”的境界不同。传统中国的“家”侧重强制性的经济交易功能，而西方社会的“家”侧重基于自愿的感情交往功能。当然，传统儒家文化的转型是正在进行时，而且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但不管怎么说，一种基于金融市场和法治的体系最终取代传统家庭和儒家文化的体系，则是历史的必然。

三是创新的逻辑。作者在书中花很大篇幅分析了美国的次贷危机。从媒体上得到的印象似乎是美国经济与社会已进入“水深火热”之中，但从实际的美国社会生活看，都难以感受到或者看到这种危机。也就是说，危机主要还是集中在金融证券市场和信贷市场，对多数美国人的生活影响有限。在分析金融危机的起因时，多数人都将矛头指向了金融创新。作者承认层出不穷的创新带来了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但这是金融创新的过错吗？作者给予了否定，并认为危机之后美国的消费驱动模式不会终结，相反中国的经济增长也要从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

关于金融创新，作者认为美国和中国的情况代表了两个极端。在美国，金融创新可以说是完全放开的，出了问题再说，没出问题可以完全自由。而中国则是，如果没有政府批准，任何创新都不行。美国允许自由的金融创新，当然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恰恰是通过出现问题，才知道什么地方应该要有监管。中国的金融管制，表面上看没有什么代价，实际上这个代价在用其他形式表现出来。千万不要因为美国金融创新出了问题，就认为我们不放开金融创新的做法是对的。如果说，美国金融的问题是创新过度带来的，那么中国金融可能恰恰是创新不足的问题，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为躲过了一次金融危机而暗自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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