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毁的作文

写毁的作文(推荐十四篇)。

❖ 写毁的作文

原文：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1.选自《临川先生文集》，《孟尝君传》指司马迁《史记·孟尝君列传》。

3.孟尝君：姓田名文，战国时齐国公子(贵族)，封于薛地(今山东省滕县东南)。

10.鸡鸣狗盗：孟尝君曾在秦国为秦昭王所囚，有被杀的危险。他的食客中有个能为狗盗的人，就在夜里装成狗混入秦宫，偷得狐白裘，用来贿赂昭王宠妃，孟尝君得以被放走。可是他逃至函谷关时，正值半夜，关门紧闭，按规定要鸡鸣以后才能开关放人出去，而追兵将到。于是他的食客中会学鸡叫的人就装鸡叫，结果群鸡相应，终于及时赚开城门，逃回齐国。后成为孟尝君能得士的美谈。

世人都称孟尝君能够赢得纳士，贤士因为这个缘故归顺他，(孟尝君)终于依靠他们的力量，从像虎 豹一样(凶残)的秦国逃脱出来。唉!孟尝君只不过是一群鸡鸣狗盗的首领罢了，岂能说得到了贤士?如果不是这样，(孟尝君)拥有齐国强大的国力，(只要)得 到一个(真正的)贤士，(齐国)就应当可以依靠国力面向南方称王而制服秦国，哪里还要借助鸡鸣狗盗之徒的力量呢?鸡鸣狗盗之徒出现在他的门下，这就是(真 正的)贤士不到他门下的原因。

《读〈孟尝君传〉》为中国最早的(第一篇)驳论文(议论文的一种)。本文的主旨在于“(翻案)说明孟尝君不能得士”。 这是一篇读后感。全文不足一百字，却以强劲峭拔的气势，跌宕变化的层次，雄健有力的笔调，成为我国古代有名的短篇杰作。

《读〈孟尝君传〉》为中国最早的(第一篇)驳论文(议论文的一种)。本文的主旨在于“(翻案)说明孟尝君不能得士”。 这是一篇读后感。全文不足一百字，却以强劲峭拔的气势，跌宕变化的层次，雄健有力的笔调，成为我国古代有名的短篇杰作。

1、转折有力，首尾无百余字，严劲紧束，而宛转凡四五处，此笔力之绝。(《唐宋文举要》引楼迂斋语);

2、语语转，笔笔转，千秋绝调。(同上，引沈德潜语);

3、此文笔势峭拔，辞气横厉，寥寥短章之中，凡具四层转变，真可谓尺幅千里者矣。(同上，引李刚已语);

4、王安石的论说文《读〈孟尝君传〉》，全篇只有四句话、八十八字。它议论脱俗，结构严谨，用词简练，气势轩昂，被历代文论家誉为“文短气长”的典范。一生立志革新变法的王安石，十分强调文章要有利于“治教”，要有益于社会进步。他曾说：“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又说：“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

《读〈孟尝君传〉》这篇论说文，就是为“有补于世”而作的。很明显，抨击了“孟尝君能得士”的传统看法，自然就会使读者认识到，不能像孟尝君那样，徒有“好养士”的虚名，而没有济世兴邦的才能，应该脚踏实地为振兴国家作出具体贡献。《读〈孟尝君传〉》这篇文章所以能成为“千秋绝调”，为历代文学爱好者传诵、欣赏，就是因为它文极短而气极长，就是因为在如何看待“孟尝君能得士”的问题上，王安石有务出新意、发人深思的脱俗看法。

❖ 写毁的作文

家有藏书的人，最怕有人借书，可借书的人还总有。多年前去朋友家，看到书架上摆了个牌子，写着： 图书概不外借，免开尊口。 茅塞顿开。后来自己也就做了个一样的牌子，放在书架上，但就这样也拦不住人借书。有时候想约人来家吃饭，电话那头说： 行，正好到你家借几本书看。 放下电话，立刻就收了请客的心。别人对此不理解：书才多少钱啊？可我就是舍不得，怎么办吧！

终于有一次，让人把书借走了，两三年没还，我也不好意思开口催。后来终于还了，却不是以前借的那几本。原来这一位习惯借书看，东家借几本，西家借几本，最后记串了，张三的书还给李四，李四的书又给了王五，全不是那么回事。再去追也没戏了，那几本书现在买都买不到，我心疼坏了。这算是毁书的.一种吧。

后来看书，发现我远远不是最悲催的那一位。清末有位大学问家杨守敬，才是被坑得最惨的。这位老先生费了很大的劲，弄到本宋版的《大观本草》，孤本啊，视若珍宝。这事让个熟人知道了，这哥们叫柯逢时，是个官员。他跑来和杨守敬商量： 我帮你把这书高价卖了吧。不过，你得先借我看一眼，就一个晚上，明天早晨一定还。

杨守敬实在拗不过，还是借了。柯逢时这边可是早准备好了，全府上上下下，书吏们全都备着笔墨纸砚，书一到，一人一本，开抄。到了天亮，全部抄完。柯逢时还书的时候说： 您这个不是孤本啊，我见过坊间的刻本。 果然，没过多长时间，这书就到处有卖的了。

知道事情真相后，杨守敬气坏了，立刻把家搬得远远的，终身与柯逢时再无来往。周边人说，老杨这辈子，就上过柯逢时一个大当。

还有抢着借书的，以致借得兄弟翻了脸。

南宋，宋宁宗开科试宏博之士，徐凤和刘淡然这哥俩去应试。徐凤判断，考题很可能和《山河两界历》这本书有关。这本书谁有呢？徐凤知道，有个叫鲍明的官员那里有，而鲍明又是刘淡然的老乡。于是，就撺掇刘淡然去借书。

书是借来了，可刘淡然生了私心，根本不提这茬儿，一个人偷着看。徐凤等来等去没消息，还以为没借到呢，硬着头皮直接去找鲍明，鲍明说： 那书就一个草本，已经被小刘借走好多天了啊。

徐凤能不生气吗？考试的时候，试题果真和他判断的一样。徐凤答完题，接着写道： 论述这个问题的还有本书 《山河两界历》，但那本书不是正史，不能拿来做论据。 瞧，不是我没看过，而是我没看上。

考官先看的是刘淡然的卷子，里面大量引用《山河两界历》的内容，心里嘀咕，还有这么本书吗？等看到徐凤的卷子，瞧见这句话，恍然大悟，又找回刘淡然的卷子，批道： 不必全用《山河两界历》，显得啰唆。 最后，哥俩全没考上，两败俱伤。

看看，借书借出毛病来了，还毁前途、伤感情。

前几天在网上的旧书论坛闲逛，看到有人发帖子，说某某大学某教授去世了，没两三个月，市面上就出现了大量他的藏书，不由得心生感慨。留那么多书，可惜子孙不识货，不珍惜。

书和人是有缘分的，缘分尽了，借也好，卖也好，就会离开主人，去寻找新的主人了。唯一让人欣慰的是，它们还在，还在被后来的人喜欢。

毁书毁得最干脆、最彻底的，就是烧书。

元朝有位藏书家，叫庄蓼塘，家住松江府上海县青龙镇。这位庄先生当过南宋的秘书小史，家中藏书万卷，而且有大量手抄本。经史子集、稗官小说、山经地志，无所不包，光书目就分了十门。庄先生去世后，子孙没把书当回事，虫蛀鼠啮、邻居盗窃、出售换酒 毁伤散落甚多。至正六年（公元1346年），元朝要开修宋辽金史，派官员到处搜罗民间图书。谁献上本好书，还给官职。江南藏书大家，庄先生算一个，朝廷知道这事，立刻派官员前来取书。

庄家的反应是什么呢？害怕藏书里有朝廷忌讳的文字，干犯禁条，抢先把书全给烧了。

等到朝廷官员到来，从余烬里只抢出来点残本，装了车，带着庄先生的孙子，一起进了北京。过了很久，小小庄才 布衣而归 ，可见残书已无价值。

看着就让人伤心欲绝。毁什么别毁书，王朔说过： 书招谁惹谁了？

谈比较文学之风近年颇盛，文学固然可以比较，象棋也是可以比较的。倘嫌范围还是大了些...

❖ 写毁的作文

罗杰·罗尔斯是纽约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州长，他出生在纽约声名狼藉的大沙头贫民窟。在这儿出生的孩子，长大后很少有人获得较体面的职业。然而，罗杰·罗尔斯是个例外，他不仅考入了大学，而且成了州长。在他就职的记者招待会上，罗尔斯对自己的奋斗史只字不提，他仅说了一个非常陌生的名字———皮尔·保罗。后来人们才知道，皮尔·保罗是他小学的一位校长。

1961年，皮尔·保罗被聘为诺必塔小学的董事兼校长。当他走进大沙头诺必塔小学的时候，发现这儿的穷孩子比“迷惘的`一代”还要无所事事，他们旷课、斗殴，甚至砸烂教室的黑板。当罗尔斯从窗台上跳下，走向讲台时，皮尔·保罗说，我一看你就知道，将来你是纽约州的州长。当时，罗尔斯大吃一惊，因为长这么大，只有他奶奶让他振奋过一次，说他可以成为5吨重的小船的船长。这一次皮尔·保罗先生竟说他可以成为纽约州州长，着实出乎他的意料，他记下了这句话，并且相信了它。从那天起，纽约州州长就像一面旗帜。他说话时不再夹杂污言秽语，他开始挺直腰杆走路，他成了班主席。在以后的40多年间，他没有一天不按州长的身份要求自己。51岁那年，他真的成了州长。

在他的就职演说中，他说：在这个世界上，信念这种东西任何人都可以免费获得，所有成功者最初都是从一个小小的信念开始的。

❖ 写毁的作文

公元11世纪后期宋朝的第六个皇帝神宗赵顼引用王安石，置三司条例司(财政税收设计委员会)，创行新法，是中国历史上一桩大事。这事情的真意义，也只有我们今日在20世纪末期，有了中国近代史的纵深，再加以西欧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才比以前的人看得清楚。

基于这种观点，我们可以把这段历史题材整个的拿出来重新商榷检讨。

王安石没有被神宗重用之前，已有才名。“宋史”说他“属文动笔如飞”，又“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辩是分析的能力，博是见闻的广泛。其人既有如此才华，因之虽只做得中下级地方官，已得到文彦博和欧阳修的推荐，也有了司马光、韩绛和吕公著的宣扬(后来除了韩绛之外，他们都成了王安石的对头)。神宗于1067年嗣位，初以王安石为江宁府知府，6个月后调他为翰林学士，已有了御前顾问的姿态。

一年之后又任他参知政事(在宋朝可比拟为副首相)，专务“经画邦计”。然而神宗是一个有雄心的君主，一意要收复契丹和西夏占领的国土(其实其占领已在宋前)。他曾对文彦博说：“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备边府库不可不丰。”然则这事国强兵的着眼，一般儒士已把它当作法家宗旨。一代文豪苏轼就说他“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两朝元老富弼更毫不容情地说他“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皇帝之重用王安石新法，引起满朝重臣的反对。

以后这批“反改革派”或被贬派为地方官、或退休。王安石于1070年同平章事(任宰相)，朝中大官能与他合作的只有韩绛、吕惠卿等，兹后被称为“熙丰小人”(熙宁与元丰都是赵顼的年号)。1074年皇帝迫于众议，也可能因太皇太后曹氏的干预，王安石免相，可是不出一年又调回开封平章如故。王安石再相一年九个月，终被罢免，皇帝给了他一个公爵和节度使的头衔，而实际的职位，则是“判江宁府”，也就是归返到他起先在神宗手下第一个官职。

神宗于1085年初去世，继任皇帝哲宗赵煦实足的年龄9岁不到，他未成年时由神宗之母太皇太后高氏(庙号宣仁圣烈)听政。她逐退了王安石的改革派，起用反改革派的先朝重臣如司马光、文彦博和吕公著，一时新法罢免殆尽。可是8年之后太后去世，皇帝亲政，他赵煦又来一次翻案。他不仅重用改革派，并且夺司马光谥，又重修“神宗实录”，以便支持新法，一时反改革派人物被称为“元礻右党人”(元礻右是哲宗于太后听政时期的年号)。

公元11赵煦去世时无子嗣，皇位由神宗第11子接替，此人赵佶，即是后来被金人俘虏死在五国城的宋徽宗。他早有“轻佻”之名，作皇帝确非所长。他在位期间对新法也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他最初支持反改革派，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等也都身后复官。可是仅一年余，前被放逐的章和蔡京又被召回京师居要职。他们也可算得幸臣兼改革派。章 曾任王安石的助手，蔡京则以修史在御前被器重。这时候徽宗赵佶也说“朕欲上述父兄之志”。

于是朝中权要以“绍述”的名义，恢复了一些25年前王安石所行新法，如方田，如榷茶等等。并且又怂恿徽宗将司马光以下120人列为“元礻右奸党”，以后更扩大其名单为309人，镌石于全国州县，以便分辨“忠邪”，皇室不能与他们通婚姻，他们的子孙也不许来开封。王安石则配享孔庙，成为孔孟之外的`第三个圣人。

于是“宋人议论未定，金人兵已过河”。这还不算，即偏安江左，南宋人仍没有放弃由于王安石新法所引起的争执。最近何湘妃发表的一篇文章，即指出宋高宗赵构朝又在修改“神宗实录”和“哲宗实录”。也还是向王安石重新批判。

今日900年后我们从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读历史，已无从确定以上各人的忠邪，同时也无此必要。如章和蔡京确系能干，而前者跋扈，后者谀幸，但是“宋史”把他们两人一体列入“奸臣传”里，又未免太简化历史，并且苏洵斥王安石等“囚首丧面”以论诗书，宣仁圣烈高后在《续资治通鉴》里被赞扬为“女中尧舜”，也都是一面之辞，只能融合中国传统以粗浅的道德观念批评历史人物的办法，这中间只有至善及极恶。我们如被这些观念蒙蔽就容易忽视我们自身读史之目的之所在。

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谓“新法”，要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他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这也是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只是执行于11世纪的北宋，则不合实际。

和这问题有密切关系而待澄清的，则是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通常被解释为“封建社会”，但这与宋朝的情形就似有出入了。封建着重地方分权。皇室只责成诸候对中央有一定的贡献，其采邑内部的处理，由他们自行裁夺，中国的传统则是皇帝派遣官僚到各处向全民抽税，我们称之为“官僚主义”(bureaucratism)，这是一种中央集权的特殊办法，迄今还没有一部专书，缕列其中各种特征。

我个人长期研究其财政与税收的情形，则发觉这种体系，包括过广，下面的单位过于琐碎，在传统的交通通信条件之下，官方无法确悉每一纳税人的资产，尤其无法追究其转买顶当。至于抽累进税，更是技术上为难的问题。于是只有鼓励小自耕农各安本业，又竭力防制兼并，更以极低的税率，扁平的向全国征收。而且小民收入浅薄，也不能供应法庭审判的费用，于是民法长期间没有进展，政府则提倡各人自我约束(self-restraint)和对人谦让(mrtral deference)。

在行政方面说也就是不注意真切，不讲究效率。好在这些个人的美德，出自儒家经典，也为官僚集团成员所诵悉，因此以道德代替法律，也有长时间历史的根据。纵算理想与事实不符，只要全体官员将这些原则当作口头禅，着重其内部之淳朴雷同，也仍可以保存这官僚集团的完整。

可是北宋开国以来，其朝代本身的特征，已经和上述的情况发生距离。第一，赵宋王朝之为一个朝代国家，在中国历史里最富于竞争性，因此其行政效率非常重要。第二，其收入以银绢和缗钱作基础，也就是其经理倚赖于民间经济比较前进而灵活的部门，而把人力及食粮当作次要。第三，其税收底账根据五代十国间的数目字，比一般的将税率提高，同时政府大规模的开矿铸钱，更使其数目字无法固定，也违反上述简单均一的原则。

综合这些条件，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在公元11世纪已经在某些方面感受需要“现代化”的压力。前面也已经说过，宋太宗赵光义时代军用雨衣和帐篷已经有“好几万段”在库房里霉烂。《宋史》食货志又提出神宗赵顼时内殿库房所积绢32库都已积满，更再积羡赢为20库。如此庞大的物资，实在有以用商业方式管理处置之必要。

最低限度也要让它和民间的市场交流。而民间商业的组织也可以藉此发展成熟，因之能对政府的财政经理和军需工业作第二线和第三线的支持。西欧各国和日本的现代化，也都经过如此的阶段。那么王安石岂不是独具只眼，可以把中国历史一口气提前1000年，为什么他事实上会遇到这么多的阻折?

在重复这问题之前，我们先要知道所谓现代化，以商业的方式管理，或者说是推行金融经济，在数目字上管理，都先要具备若干基本条件。简言之，则是先要承认私人财产权之坚定性，如此其下层机构内才有能确切加减乘除的公数。这说来容易，可是实行起来等于推行一种新的宗教思想，因为所牵涉的不仅是千万人的生活，而是他们生活的宗旨。以西欧言，则经过宗教革命、政教分离才能达到这目的。

次之私人财产之享用转让，也要脱离专制皇权和宗法社会的限制与垄断，不仅司法要独立，而且民法也彻底展开，诸凡婚姻、遗传、负债，签定合同的信用宣告破产的程序都要有合理的处置，不仅法律的条文具在，而且与民间生活习惯也不发生轩轾。北宋期间中书管民，枢密管兵，三司主财，所有重要的数字已经不能对照，而下面则是亿万不识字的农民，社会上又普遍的缺乏中层机构，所以我们也用不着追问他荆国公王安石介甫是否贞忠谋国，已先可断言他的筹划不合实际了。

仔细参考《宋史》里的叙述，我们也可以窥见新法失败的情形，譬如“方田法”以东、西、南、北各一千步为一方，内按土地肥瘠分五等抽税。可是即在畿国的开封府，其测量就产生技术上的问题，有谓“时方时止”，县内有山林，即无从着手。

“免役钱”令百姓一体出钱，以代替“衙前”等向民间征发的义务差役，可是乡民无钱，也等于在农村推行金融经济，而此时金融在城市里反不能展开。

“市易法”不能集中于批发业务，以致执行者自己成为零售商，到街上去卖果卖冰，甚至“卖梳朴即梳朴贵，卖脂麻则脂麻贵”，为神宗亲自谴责。

“青苗钱”以常平籴本1400万作本钱，等于农村贷款，春散秋敛，收息二分。但是无银行主持，缺乏法庭处理贷款的权利义务。有些县官就将整数交给若干农民，也不问他们愿借与否，只责成他们彼此保证，秋后一体带利归还。甚至在执行时，若干县份被指摘并未贷款而向农民一体索息。

以上各种措施都有广泛的利用金钱的趋势，但是新法内的“保甲”及“保马”又反其道而行，科徭役于纳税人，而以集体负责(group responsibility)的方式主持，实际上也是和前述各法作对。

说到这里我们也可以再索问：新法既然如此缺乏成效，为什么王安石这一“问题”会在3个皇帝两个太皇太后之间酝酿得这么久?原始的资料不能供给解答。我们只能据理猜想：当时人没有我们眼光之纵深，却也没有我们这种宿命论(fatalist)的看法，会认为当日新法必不行。

11世纪环境的压力，已经逼着他们找出路。同时新法中有些项目，要是根据各地特殊情形有选择的谨慎的局部施行，也并不是完全虚枉。王安石的传记里说他在见神宗前，曾为鄞县(宁波)县令，就曾试行过青苗钱，最低限度在短期间内有效果。如此可能引起热心的皇帝相信反改革派必是有意从中作梗。并且每次朝廷改变宗旨，也确是权臣扩张势力扶植私人的机会。可是我们仍不当忘记，在中国官僚主义的体系内，政府局部的经商，通常没有好结果的。王莽、桑弘羊、韦坚和刘晏已是一串好例子。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两方面的距离都相去过远。

王安石新法失败的后果，超过过去一般读者之所想象。300年后明太祖朱元璋放弃第二帝国开放性的财政设施，而采取一种保守性和收敛性的体制，与他个人对王安石的反感有关。这种反感见诸文字。

涉猎于大历史，我们也觉得这王安石的故事深有耐人寻味之处：试想900年之前，中国即企图作现代性的改革，而当日欧洲，尚停滞于中世纪的黑洞内。这和本世纪两方的悬殊相比，前后相差何远!然则在这关头我们要摆脱宿命论之看法的话，则更要认识地缘政治(geopolitics)之重要。

中国的官僚主义，是亚洲大陆主体(land mass)的产物。其政治体系既要管束亿万农民，又要对付森林地带和草原地带的少数民族，就只能注重数量无法提高效率，不容易改变而成为一种轻而驾巧带商业性的组织。要是王安石真能把中国历史提前900年到1000年的话，则我们这样一个大历史的观念都不能存在了。

❖ 写毁的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