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总结

发表时间:2026-04-10

2026年高中德育工作年度总结。

说起来挺惭愧,这一年德育工作的开头,我栽了个不大不小的跟头。

九月初,高三(5)班班主任李老师带着一脸愁容来找我:“小陈三天没交作业了,上课不是睡就是发呆。我找他谈,他就回一句‘学了有什么用’。”李老师带班十年了,很少这么无措。我心想,这不就是典型的高三焦虑吗?找心理老师聊聊,再让家长盯一盯,应该能过去。

我找了小陈两次。第一次他几乎不说话,第二次他突然冒出一句:“老师,你们都说要冲一本、考211,可没人问过我想干什么。我觉得自己像个提线木偶。”

这话让我愣了半天。当天晚上我翻来覆去想:我们天天喊“德育为先”,可做的那些事——升旗仪式讲话、主题班会、心理健康讲座——到底有多少真的进到了学生心里?我统计了一下近三年我们年级的匿名问卷数据:主动跟老师打招呼的比例从78%掉到了62%;遇到困难愿意找老师倾诉的,从65%掉到了41%。可与此同时,班级匿名群里每天几百条消息,学生在网上聊得热火朝天。

这中间有一条越来越宽的沟。我们的德育工作,跟学生真实的生活之间,隔了一层什么东西。

我开始尝试填这条沟。没什么高明的办法,就是些笨功夫,但效果慢慢出来了。

第一件事,把班会课的“主题”变小。

以前搞班会,动不动就是“爱国”“责任”“感恩”。词太大了,学生一听就觉得你要说教。我带着班主任们换了个思路,改成“微议题”——“手机到底该不该带进学校?”“朋友借钱不还怎么办?”“看到同学被孤立,要不要管?”

第一次试水是在高二(4)班,讨论“该不该举报考试作弊的同学”。我本来以为学生会说一些“应该举报,这是诚信”之类的标准答案。结果一个平时话很少的女生站起来说:“我选择不举报,但我会劝他自己去承认。”她说完,班上安静了两秒,然后好几个同学点头。那节课我基本没说话,全是他们在争。最后班长总结了一句:“举报不是目的,让他以后不再作弊才是。”

那次之后,我意识到一件事:德育不是非黑白的判断题,而是一道需要独立思考的论述题。我们要做的不是给答案,是把题目出好,然后闭嘴。

第二件事,把“解决问题”改成“先听半小时”。

以前处理学生问题,我习惯性地说“你该这样做,不该那样做”。后来我逼自己改了一个流程——不管多急,先让学生说够半小时,不打断,不评判。

高二有个男生因为发型问题跟年级主任在走廊上吵了起来。我把他叫到办公室,按老习惯肯定要先批评态度。那天我忍住了,递给他一瓶水说:“你先说,说完了我再讲。”他愣了愣,开始讲。讲了十几分钟都是“他们针对我”“凭什么管这么宽”之类的气话。到第二十分钟,他声音突然小了:“老师,我头上有个疤……小时候车祸留下的。我不想让别人看见。”

我当时心里一沉。第二天,我联系了一个熟悉的理发师,专门帮他想了个既能遮住疤、又符合校规的发型。后来这个男生主动申请当了年级的志愿者,运动会搬器材、打扫卫生,干得比谁都积极。

这个案例让我明白:很多所谓的“问题学生”,其实只是缺一个被理解的机会。而我们做德育的,最容易犯的错就是——还没听明白,就急着下判断。

第三件事,把家长会开得“反常规”。

以前家长会,我们习惯说“孩子哪里不好”。家长听完,要么焦虑得不行,要么觉得老师在告状,回家就跟孩子吵架。这学期我试了个新办法:家长会前十分钟,让每个家长写“你这周表扬孩子的一件事”,然后随机抽几个念。

第一次搞的时候,有个爸爸抓耳挠腮:“实在想不出来。”场下一阵哄笑。但当第一个妈妈站起来,磕磕巴巴地说“我家闺女昨天主动帮我倒了杯水”时,整个会场安静了。后面好几个家长说着说着眼眶就红了。

后来我们建立了“每周一信”制度——不是老师写给家长的告状信,而是学生自己写“我这周的一个进步”,周五带回家让家长签字。一开始有学生敷衍,写“这周没迟到”。我找他们聊:“你能不能写一件具体的事?比如‘周二数学课我主动举手回答问题了’?”慢慢地,信的内容越来越实。有个家长专门打电话来说:“以前我跟孩子说话超不过三句就吵,现在他每周写那封信,我不好意思不认真看,看完还得写几句感想。我们娘俩这学期的关系,比过去三年都好。”

当然,这一年的跟头不止开头那一个。

十一月份的“手机风波”让我至今想起来都觉得疼。我们出台了新的手机管理规定,晚自习期间统一保管。流程做得很“完整”——提前两周告知、班会讨论、家长群通知、学生签字确认。执行第一天,一个女生当众把手机摔在地上,屏幕碎了一地。

我当时第一反应是生气:制度是大家同意的,你怎么能这样?后来冷静下来,我找她深谈。聊了快一个小时,她才哭着说出来:她妈妈在外地打工,只有每天晚上九点半以后才有时间跟她视频。而那个时间,正好是晚自习。她摔手机不是因为不服从管理,是觉得我们断了她跟妈妈唯一的联系。

这件事给我的教训特别深:再完美的制度,如果只听了班主任和年级组的意见,没去问学生“你们有什么实际困难”,那就是一纸空文。后来我们做了个很小的调整——晚自习期间确有特殊需要的,可以申请使用教室后方的“通讯角”,每次15分钟。就这一个变通,后来再没人因为手机管理闹过矛盾。

反思这一年,我做得最不够的有两件事。

一是对年轻班主任的“传帮带”太粗放了。新老师遇到复杂情况,比如学生疑似抑郁、家长要求换座位、学生之间发生网络霸凌,他们往往凭直觉处理,处理完了也不复盘。我们年级这学期有个新班主任,因为处理一起早恋问题方式太生硬,导致那个女生整整两周没跟她说一句话。后来是我出面协调才缓和下来。这件事之后我就在想:能不能每月组织一次“失败案例分享会”,只讲自己没处理好的事,不讲成功经验?这个想法还没落地,明年一定做。

二是德育效果的评估一直没有好办法。考试成绩可以量化,但孩子的价值观有没有正向变化,怎么判断?这学期我试着让几个班的学生写“道德日记”,不是检查式的,是自愿的、不记名的,写“这周有没有做过一件让自己觉得‘做得对’的事”。收上来一看,有学生写“我帮同学捡了掉在地上的书”,也有学生写“我看到有人欺负低年级的,但我没敢站出来,我挺后悔的”。后一种比前一种更让我觉得珍贵——因为他在反思。但怎么把这些零散的东西变成改进工作的依据,我还没想清楚。明年想跟几个老班主任一起摸索一下。

说到底,德育这活儿,哪有什么立竿见影的“特效药”?它更像是在学生心里种下一颗种子。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发芽,甚至不知道它会不会发芽。但你得先把土松好、把水浇透,然后耐心等。

这一年来,我最深的体会就一句话:与其琢磨怎么“管住”学生,不如想想怎么“看见”学生。看见他们的困惑,看见他们的挣扎,看见那些他们说不出口的小心思。当你真正看见的时候,很多问题其实已经解决了一半。

剩下的那一半,留到明年继续摸索。毕竟这事儿,急不得,也停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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